“自先皇顺治起,朝廷就在乡间广谕民人,以《圣训》教化人心,这与你所言之乡约有何不同?”
“均平之言,是视人有男女老弱、心向上下之差。人既有差,家业也将有差。日积月累,丁多勤俭之家得业,虽小农也能得百亩田地,丁少怠懒之家败业,虽万贯家财也不余一文,此平由何处而均?”
“至于井田制一事,而今天下,千年变幻,沉积已定,如何重行古制?汉时王莽所行,便是借了儒家所言,以儒乱政。国与家毕竟不同,国事根底,千头万绪,为君者要衡诸方之利,而非照尔等臆想之语行政。”
从曾静交上来的作业里,雍正欣喜地看到,这个穷酸是在真心悔改了。但曾静还在坚持,只有吕留良所述那一套政制,才能清除华夏顽疾,度那五德转运之劫。
因此雍正也认真地教导着曾静,希望他能在这条正确而光明的道理上再进一步。为这个曾静,他顶住了满朝堂的压力,如果曾静不能表现出透入骨髓的忏悔,又怎能对得起自己这番心血。
雍正这番教诲,所涉及是国政实务一面,用上了诸多他家学思,更是只埋头读儒家经典的曾静这等穷酸所未能触及的新知。这些东西,曾静如果能南行广东,甚至继续就在永兴县学里呆着,其实就能接触到,可惜,到了北京,却是从雍正这里听得了仔细。
批阅完毕,将折子交给等候在旁的南书房行走,雍正拍拍发热的额头,对着书案上那一大堆奏折皱起了眉头。
这都是求请尽快诛杀曾静的本章,开头只是刑部跟雍正对着干,现在是整个朝堂都沸腾了,都认为雍正继续留着曾静张熙是坏了一国人心。
如此反应,让雍正既喜又忧,喜的是,这些朝臣是在借曾静之事,向他表绝对效忠之心,是为他这个皇帝的位子,为他的脸面着想。忧的自然是在跟他捣蛋。
矛盾之下,雍正就不好对这些朝臣太过强硬,免得伤了臣子们拳拳护主之心。
思来想去,雍正叹气,摊开折子,再写了一封上谕。
首先,雍正认可并且赞扬臣子们的用心,其次,雍正再次强调,曾静不过是学识粗鄙,受了吕留良遗毒。吕留良遗毒之深,远不止曾静,天下怕是有千千万万。将曾静简单地诛杀了,这些人的遗毒就很难清理了。
因此雍正希望,臣子们能齐心协力,帮着他一起完成这一桩诛心工程,涤荡这一国人心,大家团结起来,为抵抗南蛮,为光复华夏而努力。
这封谕令用词之恳切,一改雍正往日严厉作风,让朝堂臣子们娇躯一震,撒泼打滚的激烈手段不好再用,虽没停了闹腾,言辞却温婉了许多,让雍正终于松了口长气。
雍正跟朝堂缠缠绵绵之际,雍正四年八月,《大义觉迷录》终于成书。雍正再度以雷厉风行的手段,给每省递去样本,让督抚在当地复刻刊行。
这是大清有史以来最大一桩官印事业,除了京城百官、国子监诸生,每省从官到学子,雍正都要求人手一本,甚至乡间一般民人也能看到。当然,印书的钱,就得由民人来掏,地方官府奏报数目。
这个数目就很吓人了,在李肆那个时空里,仅仅只是台湾一府,知府就奏报了1230本的数量,全国总数怕不下上百万本……
跟李肆之前时空里的《大义觉迷录》相比,早产八九年的《大义觉迷录》差别不大,分为四卷。第一卷是早前雍正对曾静投书的驳斥,这部分言论,朝堂和地方官府都基本熟悉了。第二卷则是雍正跟曾静的对话,当然,在书里为了凸显皇帝的威严,雍正的问话都是大字,曾静的回答都是小字,而且还不提姓名,而是自称“弥天重犯”。
第三卷是雍正为曾静之罪开脱的内容,包括了在荆州和京城审讯曾静的内容,以及雍正跟臣子们讨论该如何处置曾静的多道奏折和谕旨。前半部分是显示曾静是受吕留良学说蛊惑,以及曾静自己有所悔改,后半部分则是从雍正和朝臣的讨论中,应证曾静的确罪不至死。
这第三卷就有些猛料了,因为雍正必须要将大清得位之正跟自己得位之正捆绑在一起,所以这里他掺进了一些私货,借驳斥曾静关于他雍正篡位和残害兄弟的言论,彰示他得位的正当。这部分内容在第一卷里也有所铺垫,如今结合起来,宫廷斗争的内幕,至少是从皇帝口中道出的宫廷斗争是怎么回事,就这么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朝堂对第三卷内容自然也很熟悉,但民间却由此大饱眼福,他们还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国政来往,甚至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皇帝的秘闻,即便只是驳斥谣言。实际上大多数民人,都不怎么清楚这谣言的真正面目,这下却由皇帝自己说了出来。皇帝是在辟谣,可辟谣的效果……往往与辟谣者的愿望背道而驰。
第四卷收录了雍正关于处置吕留良和其门徒,以及相关人等的谕旨,这还不是正式的定罪。跟李肆那个时空相比,多出了数落吕留良后人叛逃南蛮的指控,同时将吕留良学思广传民间的罪责推给了南蛮,由此避开对康熙“仁治”的牵连,同时也替江南官场作了开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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