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静人虽在监牢里,心神却还留在那威严弘壮的紫禁城里。
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,自己这脑子就埋在了书本里,根本不知天有多高,地有多广,真是再愚昧不过的一只井底之蛙啊。
他无缘见得皇帝,就只被刑部官员领着,按照预定的一桩桩行程走下去。但他每日行程完毕后写的心得,却能呈递到皇帝书案上,皇帝也借由对这些心得的批示,在跟他这个弥天重犯对话。
或凛然直指自己学识不当之处,或淳淳教导自己未知之事,半个多月里,数千言下来,“雍正”在他心目中蛮夷、暴戾、昏聩的桩桩印象,层层消解,取而代之的是一张饱学多识、心系天下的肃正面目。
回想雍正对自己华夷之辨的斥责,曾静就觉老脸发红,恨不得一头扎进地里去。
《论语•八倄》中子曰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”,这是他所持华夷之辩的根底。宋明之儒都解作,即便华夏没了君王,却还有礼乐在,也比有君的夷狄强。
但雍正却斥责说,这是没学透经义的愚人之解。孔圣在这一条里感叹的是东周时局,当时礼乐崩坏,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强臣僭篡,不再尊君。所以孔圣才有此一叹,说夷狄也有君主,不像华夏连这最基本的一礼都不再守了。【1】
雍正说,华夏之为华夏,靠的是什么?礼乐,礼乐之根是什么?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。若是礼乐崩坏,华夏也再非华夏。而夷狄之地,只要守礼乐,尊君臣之制,那就是入了华夏。所以说,华夏道统,就在这君臣大义。
由此说到前明,明太祖起兵反元,得天下之正,直追故汉。但明末时,昏君无道,反贼无义,华夏已不成华夏。我大清自关外而入,一呼百应,将反贼剿灭,得了天下,尊孔奉儒,恪守道统,怎么就不是正朔?
当年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人,不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?他们最初起兵反清,是尽明臣忠节。但后来明朝已失道统,没了人心,他们顺时而变,虽还守着臣节,不出仕本朝,却在文事上配合本朝,包括遣学徒助修《明史》,他们才是读透了书的。
曾静无比感慨,自己这学识,跟皇帝和前贤比,真是差得太远了……竟然连华夷之辨的根底都没搞明白。
即便雍正没谈到剃发易服这事,曾静自己就想明白了。当初摄政王多尔衮下的剃发令,他只当是异族强令华夏之人改换面目,以示华夏沦丧的暴戾用心,可现在看来,这剃发令却是再名正言顺不过。
君君臣臣就是道统,既君主是此衣冠,那么臣民自然也得以君为效,否则就是不忠顺,不忠顺就是不守道统,那些因固守衣冠而死的人,是跟自己一样,识短见窄的愚夫而已。
接着曾静再想到自己在吕留良著述那学到的东西,仔细思量,他不得不承认,如雍正所说那般,吕留良在臣节上是有亏的。
吕留良虽生在前明,但未行冠礼时,大清就已得了天下,他吕留良就该是大清的臣民了。
而后数十年,吕留良一族能得安宁,能得生息,难道不是大清赐下的,不是大清之君父,如育子一般育天下之民而得来的福分?吕留良不念大清抚育之恩,却念念不忘在他生时已败德无道的前明,在著述中百般诋毁大清,他守的是什么道统?
吕留良在曾静心中的高大光辉形象,蒙上了一层阴霾,可曾静依旧觉得,即便在华夷之辨上有偏差,但吕留良所述的治政学问还是正道。
正在纸上写着自己的悔罪词,刑部官员又来了,“曾静,今日太和殿洒扫,正好领你去观一眼。”
曾静一呆,毛笔也停在半空,好半响,泪珠跟着墨滴一同落在纸上,曾静扑地叩首,泣不成声地道:“皇恩浩荡,曾静便是粉身碎骨,也无一丝怨言。”
曾静在荆州被抓时,本已存了必死之心,兵丁上门时,他还叫喊了一声“湖南卫道者曾静在此”,准备拿剪刀自杀。
似乎那一声喊已经耗尽了他的心气,接着他就软在了屋子里,被兵丁五花大绑。
捱过一顿牢狱之刑后,曾静已是麻木,就等着被凌迟处死,却不想皇帝亲传谕令,认为他只是学识短浅,受了吕留良的蛊惑,罪不至死,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刚被押到京城时,他心绪还无比复杂,一方面感叹自己对雍正皇帝的认知太过片面,这竟是一位仁慈而较真的皇帝,一方面还在心中抵触,他不愿假作恭顺,换取生机。毕竟在他这样的读书人心中,名声、气节比生死要紧。
但第一次进到京城,第一次在紫禁城外围粗粗走了一圈,曾静还守着的心房就已崩溃了。天下之大,物事之广,让他那股天下自能从书中读得的傲气顿时消散。尤其是紫禁城的宏伟,将他那点读书人的自尊尽皆扫散。
自惭形秽的曾静觉得,自己肯定是错了,但具体错在何处,他还不清楚。只能如提线木偶一般,由皇帝拎着,一处处摸索。
刑部官员鄙夷道:“万岁爷也不知是怎么想的,不仅留你这样的狂逆穷酸一命,还要让你见识我大清一国的政务根底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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