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边总督杨鹤被罢官,标志着朝廷在对待农民军策略上,开始由以抚为主转向以剿为主。
公平的说,老杨已经做的够好了。
陕西内养三王,外供四镇,民困已极;又赶上天灾;还要调兵支援京师;还要防备蒙鞑;还要镇压农民军。
哪有钱粮?哪有兵将?老杨只能以抚为主。
崇祯只拨了十万两赈灾,几天就花干了。受抚农民军没有饭吃,纷纷再次揭竿。
杨鹤心力憔悴,崇祯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。
“流贼之祸,起于万历己未。辽东四路进兵,三路大溃,于是杜松、王宣、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。
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、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,斩首二十余级,飞捷上闻。于是不入潼关,而走山西以至延绥,不敢归伍而落草。
庙堂之上,初因辽事孔棘,精神全注东方,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。不期调援不止,逃溃转多。饥馑荐臻,胁从弥众,星星之火……”
“陕西兵于万历己未四路出师,败后西归……馀不敢归,为劫于山西、陕西边境。其后调援频仍,逃溃相次,边兵为贼由此而始。
天启辛酉年,延安、庆阳、平凉旱,岁大饥。东事孔棘,有司惟愿军兴,征督如故。民不能供,道殣相望,或群取富者粟,惧捕诛,始聚为盗。
盗起,饥益甚。连年赤地,斗米千钱不能得。人相食,从乱如归。饥民为贼由此而始。”
崇祯元年陕西巡按御史说:“全陕地多贫瘠……自边疆多事,征兵征饷,十室九空。更遇连年凶荒……与其忍饿待毙,不若抢掠苟活……(请求免税赈济,不然)万一祸乱大作,天下动摇,勿谓臣今日缄口不言。”
第一阶段——
“流贼”刚起时,地方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,担心朝廷追査责任,会受制裁。无人上报。
崇祯初年陕西巡抚胡廷宴每逢州县以“盗贼“事上报,不问情由先把报信人打一顿板子,说:“此饥氓也,掠至明春后自定耳。”
第二阶段——
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,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,地方官再也无法掩盖,只好硬着头皮报告朝廷。
第三阶段——
兵部奉旨查核时,地方官又互相推诿。陕西巡抚说是延绥巡抚管辖的边兵作乱,延绥巡抚又说是陕西内地饥民为盗。
陕西巡按御史则各打五十大板,说:“盗发于白水之七月,初则边贼少而土贼多。今年报盗皆骑锐,动至七八千人。则两抚之推诿隐讳,实酿之也。”
杨鹤到任后,上疏“总因饥荒之极,民不聊生。”
剿贼需要调集大军,“行粮犒赏,所费不赀”,结果仍然是“诛不胜诛”,“屡剿屡不定”。
“仰遵明旨抚剿兼行,然欲行抚剿,必有抚剿之实费,此臣不得不亟请也。必济之以抚,然抚非空言也。”
“即如杜文焕招抚过一千九百人,无一食之饱,从何处安插?”
“徒以抚愚贼,是即以贼自愚,此不终日之计也,此抚之局不易结也。”
“曾有移民就食之说,乃秦中士庶恐引贼入室,未救延安之饥,先酿西凤之乱。臣又不敢复言。”
“考嘉靖十年,陕西曾罹灾荒,特遣吏部侍郎唐龙赈济,然此止于饥荒,未有流贼之乱也。世宗尚谓如何不救?”
“今臣不望大发帑金,但望捐之外府,即于裁扣(驿)站银内许令抚臣通触接济、奏请开销。”
“盖解而散,散而复聚,犹弗散也。必实实赈济,使之糊口有资,而后谓之真解散。
解散之后尚须安插,必实实给与牛种,使之归农复业,而后谓之真安插。
如是,则贼有生之乐,无死之心,自然就抚。抚局既定,剿局亦终。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着,必有剿抚之实费者此也。”
“况费之于剿,金银一去不还,且斩首太多,上干和气;费之于抚,金钱去而民在。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,盗息民安,利莫大焉。”
杨鹤是个好人呐!
老杨还在《对诏狱供状》里一针见血的指明:“诸贼穷饿之极,无处生活,兵至则稽首归降,兵去则抢掠如故。此必然之势。”
可是崇祯皇帝说:“杨鹤总制全陕,何等事权。乃听流寇披猖,不行扑灭,涂炭生灵,大负委任。着革了职,锦衣卫差的当官旗,扭解来京究问。员缺推堪任的来用。(巡抚)练国事姑降三级,戴罪剿贼自赎,如仍玩纵,定行重治不宥。”
崇祯这人“言朘削则喜,请兵食则怒”。“征榷之使,急于星火;搜括之命,密如牛毛”。
崇祯二年七月,户部眼见催征饷银实在难以足额,建议以九分为率,朱由检却仍坚持按十分通解。
三年九月,巡按御史要求豁免陕西欠赋,朱由检一直拖拉到年底才勉强答应免去元年和二年积欠。但是当年的欠税仍不准免。
并且进一步在十二月发布了全国增派辽饷的诏令。
四年二月,户部无钱发兵饷,向皇帝乞讨内帑,朱由检当即回绝。
大明穷啊。朱由检想掏钱可没有咋整。
陕西天灾人祸,田赋摊派自然收不齐,别的地方也因为各种狗屁倒灶的事同样征不足钱粮。
说个具体例子。
奉化人戴澳,祖上在元朝就做官,入明后历代均有出仕,他本人现在是顺天府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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