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觉得,李肆那一国,已是被贪敛商贾给完全把控了。四年前定下《浒墅和约》时,他还很担心江南局势,抱着能收一日钱粮就算一日的想法,胆战心惊地日日攒着。
四年下来,这种忧虑已经烟消云散。国库中的四千万两白银是怎么来的?最初搞掉江南盐商大赚一笔,这些银子一半多都用去补窟窿了。之后靠火耗归公,把地方杂派收上来一部分,再压低了地方存留,每年能多结余二三百万两。
最大的新收还是来自江南,眼下他以半国之地,居然能将国库年入推高到四千五百万两,结存四千万两,靠的都是江南。
想到江南,雍正就觉得,李卫很懂事,李煦很有用,李绂很忠心,眼下江南局势,就是这三李经营出来的。江南钱粮不仅没少,还因南北商贸兴盛,在商税上每年多出四五百万两收成。
李卫离开江南时,提出了一项国策,要与南蛮在江南“共利”。四年后回首,事实证明,李卫眼光很长远。李卫认为,南蛮对江南的最大谋图还是通商得利,得土不过是李肆和一些读书人的想法。南蛮一国是商贾立国,李肆和那些读书人,怎么也不可能拧过商贾的大腿。因此只要在江南跟南蛮商贾一同谋利,不仅江南无忧,大清还能从中得利。谁都明白,商贾无国无节,只要有厚利,爹娘儿女都能卖。
李卫的建议,由李煦传递给南蛮商贾,再由李绂在江苏试行,确保大清能从中得利。
李绂汇总朝廷、地方以及南蛮商贾的诉求,提出了名为“厘金”的解决方案。“厘金”一策,最早能追溯到前明商税,也就是抽商货总值的百分之一为税。这只是极为表面的总称,此策实质是要求商贾跟大清朝廷、地方共利,对原本密布于江南,分属朝廷、地方的哨卡商关进行利益整合。
“厘金”原则有三条,第一,放开商货流通的限制,做大盘子。第二,大家都来收,大家都得利。第三,设立统一的“厘金局”,协调收钱各方。
在李肆前世,“厘金”是因太平天国之乱,清廷的中央财政接近崩溃,不得已将商税权下放地方,由此开启了地方割据之门。而在英华崛起的时代,因江南为双方分有,清廷不愿就此对江南商业放手,基于“互利”原则而实施的一项“积极财政”。
雍正由此获利,此策的害处,他看不到也不想去看,反正江南已是“身外之物”。而最早提出“共利”之策的李卫,也因此策施行而稳住了他与周昆来联手办的江宁盐代生意。李煦当然更成为南北双方的沟通枢纽,坐享生丝绸缎来往贸易的厚利。
至于李绂,一方面因创立此策而获雍正赏识,在雍正七年晋升新的江浙总督,统管江苏浙江两省,另一方面,手握两省厘金局,也成为在江南呼风唤雨,实权远大于昔日督抚的地龙。
厘金局为照顾省府州县利益,只有三成上缴户部,不照顾不行,因为厘金所涉商货来往,都是地方估价,地方报单,收多少地方说了算。朝廷要收大份子,地方虚报瞒报的动作就更大。这也就是说,两省一年数百万的商税,三分之二都在他李绂的掌握中。
三李定了江南局势,这是文官层面,而武将方面,雍正当然不敢对江南完全放手。原本的浙江巡抚范时捷,在浙江厉行文狱,深得雍正信任,调任江宁将军,遮护江南最重要的枢纽江宁。另调觉罗杜叶礼任京口将军,驻防镇江,遮护江南北屏,跟范时捷互为呼应。
而杭州将军年羹尧……是大清跟南蛮对阵十来年里唯一能对南蛮有威胁的,雍正不得不用,但也不敢大用,就让他继续蹲在杭州,只要他不投南蛮,就算暗有自立之心,但能给南蛮捣蛋,雍正也都认了。
“年羹尧此人绝不可留!不杀他,大清气运难保!”
映华殿,雍正跟茹喜谈到江南局势,茹喜再度开口。
“终究是女人家,军国大事懂得太浅,对这年羹尧,她已是犯了心魔啊。”
四年来,茹喜坚持不懈地劝谏雍正解决掉年羹尧,雍正早就听腻了,心中如此嘀咕着。
可他也没有训斥茹喜,只是哈哈笑着敷衍而过。对这茹喜,他是越来越信任。茹喜一直密切关注南蛮事务,很知南蛮根底。也是由她的建议,雍正才能张罗到西班牙教官,才能从南蛮那边走私用来造炮的好铁。甚至雍正也在户部之下建了金融司,开始学着南蛮管制票行那般,推着晋商徽商等国中商贾起步,在他们身上获利。
见雍正对这个话题已无兴趣,茹喜无奈地低叹一声。
午后的慵懒春光透过玻璃天井而下,映在茹喜的面颊上,虽已年近三十,但如花娇颜却没一分枯萎,反显得润泽如玉。雍正就觉心头沙沙一痒。
“可惜……终究是那李肆沾过的人。”
这个念头又如梦魔一般升起,刚昂扬而起的老二也软了下去。
败兴地离开,正要出映华殿,迎面却见另一个俏丽女子,他认识,茹安,茹喜的侍女,因茹喜得宠,她也得了常在之位。
茹安此时二十四五岁,正是鲜花绽到最艳之时,一股热气在雍正下身转着,再难压下。茹喜他不愿碰,而这茹安虽也是李肆沾过的,却只是个奴婢,正合适当茹喜的替代品,用来泻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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